文｜《中国商论》编辑部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长期主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主政上海时，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提出增强国际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参与推动一系列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担任国务院总理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与国内复杂形势，着力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出口增长，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助力中国经济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这些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商业、贸易和市场体系的成长路径。从商贸流通、贸易经济和市场体系建设角度观察，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他对改革开放及商贸流通行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开放不只是市场边界的扩大，更意味着规则、制度、竞争方式和企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在世界贸易规则演进中理解中国开放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逐步确立，国内统一市场建设不断推进，对外贸易加速发展。如何融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那一时期围绕恢复中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国内商贸界、学术界与企业界持续关注国际贸易规则走向。苏允琴同志在《中国商论》1993年第1期《关贸总协定几轮谈判简介》一文中，梳理了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的多轮谈判历程：从早期关税减让，到肯尼迪回合首次将非关税壁垒纳入谈判，再到东京回合达成一揽子协议，总协定的谈判边界和贸易规则持续演进。文章特别提及，乌拉圭回合议题既涵盖市场准入、条款修改等传统内容，也涉及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和服务贸易等新领域。

        彼时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国际贸易规则并非静止不变，开放也非单纯降低关税，而是涵盖市场准入、非关税措施、知识产权、投资规则、服务贸易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制度调整。中国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持续重构的背景下迈出的关键一步。

        朱镕基同志推动的中国开放进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它不是简单的“打开国门”，而是一场以国家利益为底线、以发展主动权为筹码的规则博弈——中国要的不是被动接受既有规则，而是在参与中争取规则话语权，在竞争中倒逼自身制度升级。这一判断，为后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清晰的逻辑前提。

        改革与开放一体推进——“复关”讨论中的商业转型

        对商贸流通行业而言，当初关于“复关”的讨论，首先意味着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这不仅是贸易谈判问题，更是中国商业如何通过改革承接开放的核心命题。何济海同志在《中国商论》1993年第3期《关贸总协定与中国商业》一文中指出，“复关”将深刻重塑商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商业发展基础将从单纯依赖本国经济转向同时依托世界经济，商业活动空间将从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开拓世界市场，商业运行规则将从计划经济规则转向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

        这些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商业正从传统流通体制中艰难转型，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统一、价格机制转轨、企业自主权扩大的内部变革，也要迎接外资进入、国际竞争加剧的外部挑战。文章讨论的不只是关贸总协定本身，更是中国商业如何在开放环境中重新认识市场、理解规则、适应竞争的现实课题。

        朱镕基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强调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他推动财税、金融、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等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目标就是让中国经济在更规范、开放、有活力的制度环境中运行。对商贸流通行业而言，这些改革为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提升效率打下基础，也推动行业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连接生产消费、促进内外贸融合的能力。

        纪宝成同志在《中国商论》1994年第11期《经济改革与中国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尽管经历了不少曲折，但始终是一个向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他同时强调，“中国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发展过程”。

        没有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开放就缺乏承载平台；没有开放带来的规则约束与竞争压力，改革也容易在内部阻力中钝化。朱镕基同志的实践表明，改革与开放从来不是先后次序问题，而是一体两面的制度演进逻辑——商贸流通行业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成长，正是这种逻辑最直接的行业写照。

从行业到企业：开放前后的应对与布局

        加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对中国经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企业与行业而言，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必须更快熟悉、更好适应国际通行规则。这正是开放的深层含义：它是权利与义务、机遇与约束、发展与竞争的统一。中国企业得以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争取发展空间，也必须在更透明、更规范、更严格的规则环境中提升自身能力。

        从商贸流通行业看，这一进程意味着竞争不再只是价格和渠道之争，还包括质量标准、合同信用、供应链组织、服务能力和合规能力的较量。规则学习最终转化为制度适应，制度适应又推动企业能力和行业结构升级。

        黄海同志在《中国商论》2001年第1期《2001年流通业任重道远》一文中坦陈，国内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城乡市场差距进一步加大。面对入世挑战，他提出“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引进新的营销方式，来尽快地占领市场”。这种判断带着强烈的现场感：不回避城乡差距，也不回避外资巨头的压迫感，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时间窗口的紧迫。这一直面挑战的姿态正是朱镕基同志主政时期决策风格在行业层面的折射——扩大内需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要在外资大兵压境之前，先把国内流通体系自身的能力短板补上。

        在同一期《中国商论》中，丁俊发同志在《“十五”期间中国流通业五大任务》一文中，将行业层面的挑战上升为体制命题。他引述朱镕基同志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基本建成了。”据此，文章提出流通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打破内外贸分割与地区封锁、完善宏观调控、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

        这实际上是把朱镕基同志关于“流通决定市场经济成败”的判断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命题：流通不只是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中转环节，而是检验市场机制是否成熟、政府职能是否到位、企业竞争是否有效的综合标尺。他通过不断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规范秩序、转变职能，为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筑牢发展基础。之后的若干年中国外贸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经受检验，中国经济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

开放、规则、制度、能力——在继续开放的道路上深切缅怀

        朱镕基同志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改革攻坚、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承担了重要工作。他推动的改革开放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市场体系建设和对外开放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商贸流通行业的成长环境。

        他曾指出中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就业压力增大等困难，并为此确立三大战略部署：坚持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对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国商论》2000年第2期以专题形式集中刊发了这一重要讲话及相关部署，集中呈现了世纪之交中国高层对改革开放与商贸流通工作的系统谋划，也直接体现了朱镕基同志在复杂形势下统筹改革、发展与开放的系统思维。

        今天，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贸易规则持续演变。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需要保持开放的战略定力，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在复杂多变的经贸环境中保持战略清醒与历史耐心。

        回到商贸流通行业本身，朱镕基同志改革实践留下的启示仍然清晰：市场化改革要不断深化，开放要与规则建设相衔接，企业竞争力要在真实市场环境中形成，行业发展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联通。这些判断在今天看更因时势的复杂化而凸显其前瞻性。

        朱镕基同志以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的实践路径，使两者互为前提、互相成就——这套制度逻辑不仅支撑了商贸流通行业在世纪之交的平稳入世，也为今天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行稳致远的历史性参照。《中国商论》也将继续以更扎实的研究、更专业的表达，记录中国商贸流通行业的每一次变革与突破，服务扩大内需、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进程中，尽一份行业期刊的责任与力量。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朱镕基总理。